周培源:學界泰斗 坦蕩君子

2021年11月22日 13:53:30 | 來源:無錫市委統戰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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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培源,宜興芳橋人,是世界著名的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畢生從事理論物理與流體力學等研究和高等教育工作。他是第一、二、三、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政協第三、四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九三學社第四屆中央常務委員,第五、六屆中央副主席,第七、八屆中央主席,第九屆中央名譽主席。周培源是著名的科學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赤誠的愛國主義者和共產主義戰士。

  刻苦求學,他是留學深造的高材生

  周培源出生于1902年,4歲時在本村私塾讀書, 1912年舉家遷往南京,在南京繼續讀小學;次年,全家又遷往上海,他插班進了上海市立萬竹小學(現為上海市實驗小學)。

  小學畢業后,周培源進入圣約翰大學附屬中學就讀,1919年由于參加五四愛國運動而被校方開除。他回到故鄉,躲到芳橋附近的潮音寺閉門讀書。一天他在瀏覽報紙時無意看到條清華學校在江蘇招考5名插班生的廣告,便毅然赴寧報考,以第五名的成績被錄取。

  清華學校當時分中等科、高等科兩部分,每科4年。周培源初進清華時被插入到中等科三年級學習。這里優良的環境、一流的師資使其如魚得水,便如饑似渴地在知識的海洋中盡情遨游。由于他各科成績優異,一個月后升入中等科四年級。中等科畢業時,成績名列班級第二,順利升入高等科。在讀高等科三年級時,他把解析幾何的方法引入號稱“世界三大難題”的“三等分角”的研究,被數學老師鄭之蕃評價為創新之舉。1924年秋,他以優異成績畢業,取得留學美國的資格。

  周培源原本立志學工,但因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引起整個世界轟動,激發了他對物理的興趣。又因芝加哥大學有著名的光學家麥格森教授和1923年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密立根教授等一批著名教授執教而蜚聲世界,于是進入芝加哥大學數理系學習,僅用2年時間,取得學士、碩士學位。1927年春,周培源進入加州理工學院攻讀博士學位。1928年初周培源尚未畢業,就被導師貝爾推薦參加該年美國數學學會會議,并在會上作“勞倫茲變換的一個新推演”的學術報告。他是與會者中唯一做學術報告的學生。不久周培源又以《在愛因斯坦引力論中具有旋轉對稱性物體的引力場》的博士論文順利通過答辯,成為1928年全美數學和物理學領域畢業的49名博士之一,也是留美取得理論物理博士學位的第二位中國人。

  1928年夏,獲得博士學位的周培源繼續滯留半年左右,先后在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和康奈爾大學作短期訪問學習。1928年秋赴歐洲先后在德國的萊比錫大學和瑞士的蘇黎世高等工業學校跟從海森堡和泡利教授進行量子力學的研究。

  孜孜不倦,他是科學研究的老黃牛

  1929年,年僅27歲的周培源回到清華園,成為物理系一名才學卓著的教授,開始了他一生中教書育人、科學研究的最光輝的歷程。在清華的最初十年,他一直從事相對論的研究,并且主講理論力學,教授相對論、電動力學、統計力學等理論物理課程。在教育與研究過程中,他非常關注物理學與相關學科的國內外最新研究成果,并將這些科研成果及時導入教育與研究過程之中,使之貼近世界科技發展的脈動。

  1936年,周培源按照清華大學教授執教滿5年可以休假1年的規定,只身到美國普林斯頓高等工業研究院工作,參加由科學大師愛因斯坦親自主持、許多年輕物理學家參加的相對論理論研討班,他親聆愛因斯坦的教導,并常常與其討論學術,兩人結下深厚友誼。

  1937年七七事變前夕,他回到清華園,攜家眷流離轉徙西南聯大。面對山河破碎的祖國,他始終堅持一種理想,要以科學為武器,為拯救災難中的祖國盡力,為此自學了彈道學、空氣動力學等理論,并在當時十分惡劣的條件下開始從事他的第二專業——流體力學中湍流理論的研究,希望能在戰時國家的國防、航空及水利方面有所作為。1940年,他在世界上第一個推導出求解脈動量方程和提出求解辦法,為以后湍流理論研究開辟了一個嶄新方向;同時他還從一個新的角度探討“弗里德曼宇宙”,在廣義相對論宇宙論的研究方面又有了新進展,被學術界譽為“半個懂相對論的人”。

  1943年,周培源第二次休假至美國,先在母校加州理工學院做訪問教授,繼續深入研究湍流理論。這階段是周培源科學研究的黃金時期,他的研究成果有了更大突破。1945年,他在美國《數學應用》雜志上發表《關于速度關聯和湍流脈動方程的解》的論文,提出湍流運動的兩種解,在國際上產生重大影響。他被公認為湍流模式理論的奠基人。美國政府邀請他參加美國戰時科學研究與發展局的科研工作,承擔魚雷空投入水的科研項目,經研究提出了計算魚雷入水產生的沖擊力方程,且為試驗所證實。后美國據此設計出水上飛機,這一成果美方視為機密,直至1957年才解密,而周培源自己留的那份研究稿,則在新中國建立后交給了我海軍有關部門。二戰結束不久,周培源被邀參加美國軍工試驗站工作,待遇優厚。由于這是政府科研單位,外籍人員必須加入美籍方可任職。他拒絕了美方的這一要求。1946年6月,他代表國內中央研究院赴歐洲出席英國皇家學會舉辦的紀念牛頓誕辰300周年大會和國際科學聯合會理事會;9月,國際應用力學大會在法國召開,并成立國際理論和應用力學聯合會,周培源參加會議并當選為兩個大會的理事。

  1947年,周培源攜妻女回到仍然是戰火紛飛的祖國。1948年,在他第四個女兒出世一周后,即應邀出席在英國召開的國際應用力學大會和國際理論與應用力學聯合會會議。11月7日,周培源從歐洲返回北平,擔任清華大學巡防委員會主任,立即參加護校工作,并為促進北平和平解放做了很多工作。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他冒著寒風,與師生一起騎自行車到前門歡迎解放軍,從此,他與新中國一起開始了新的征程。

  新中國成立后,他鍥而不舍、爭分奪秒地堅持作科學研究,在相對論和湍流理論這兩個互不相關且極具挑戰的領域里辛勤耕耘70年,先后發表論文50多篇,取得卓越的成就,為世界的科學事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周培源先后擔任清華大學教務長、北大教務長。1955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次年擔任北大副校長。1959年,他加入中國共產黨。

  堅持真理,他是教育改革的急先鋒

  1958年“大躍進”,教育也要“大躍進”,北大曾有人提出將原需八九年完成的學士、碩士、博士3個階段的學習時間改為6年,并被通過了。后來北大好多系或專業,因無力開授6年課程,只得讓學生提前畢業。他對此堅決反對。1966年,他頂住壓力,堅持真理,敢于硬碰硬,公開闡明自己對“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看法。1969年下半年,周培源下放到陜西漢中的“六五·三”北大分校工地勞動。不到2個月,陳伯達欲打倒愛因斯坦,正在組織人對相對論展開批判。周培源對當時找到他的中科院副院長劉西堯表示:“相對論可以討論,但不能打倒。”他還曾當面對陳伯達說:“愛因斯坦狹義相對論已被事實證明,批不倒;廣義相對論在學術上有爭議,可以討論。”短短幾句話,義正辭嚴,立場鮮明,擲地有聲。

  1971年,周培源發表《對綜合大學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提出既要批判理論脫離實際的傾向,又要批判“理論無用”的錯誤,對抵制極“左”思潮起了重要作用。1972年,中美關系解凍。此后,他就我國基礎理論落后的原因及建議上書周總理,得到周總理的有力支持和肯定。1978年6月,周培源出任北大校長,堅決貫徹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撥亂反正,對學校的教學機制、學科設置、教學質量和科學研究等諸多方面進行全面的整頓和改革,使學校各方面的工作迅速恢復正常。

  1981年4月2日,他在《人民日報》撰文,就如何提高高等學校的教育水平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為中國大學教育改革開拓了新思路,注入了新動力,指明了新方向。此時,80高齡的周培源向黨中央提出辭去北大校長的請求并獲批準,但仍是北大教授,并一直帶研究生和做科學研究。

  無私奉獻,他是回饋家鄉的好鄉賢

  1987年11月,他將宜興芳橋后村的26間600平方米的祖居獻給家鄉人民,將1982年所獲國家自然科學獎2150元一并獻出,建成芳橋鄉后村科普文化活動站。

  1989年,他和夫人將多年收集的145件古代書畫,捐獻給無錫市博物館,實現了“把藝術還給人民”的愿望。1989年11月,周培源夫婦又將捐贈所獲獎金分別轉贈給他們曾經工作和學習過的學校。后來,他的女兒又將部分獎金集中起來,成立周培源基金會。

  縱觀周培源的一生,以其勤奮、真誠、求實的態度和追求真理、無私奉獻、嚴以律己、剛正不阿的作風取得了科學和教育事業上的卓越成就,他不愧為我國科技教育界的“宗師巨匠,表率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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